亚博足彩 首页
当前位置: > 野史解密 > 正文

杜纲评传

来源:亚博足彩网时间:2018-11-29 13:10:01

杜纲是清乾隆间重要的通俗小说家,著有《娱目醒心编》十六卷和《北史演义》六十四卷、《南史演义》三十二卷,前者是明清以来文人拟话本创作的殿军,后者则填补了我国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序列的空白,因而在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杜纲的生平,现存资料极少。有人说杜纲字草亭,是弄错了的。杜纲字振三(1),草亭老人是他的别号。杜纲是江苏昆山人,大约生于乾隆五年(1740)前后。乾隆十九年(1754)杜纲参加童试,受知于当时的昆山令许治。许治字宵野,云梦人,乾隆四年进士,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任昆山知县。(2)许治以县令之尊,赏识这位少年的才华,令与其子兆椿兄弟同学,(3)这在一个小县城里,可算是一种殊荣。

杜纲少补诸生,颇有声名。其时经生家久不治古文,唯于八股时文中讨生活,而杜纳却不甘受举业之牢笼,“独上下百家,于幽隐难穷之处,辄抒其独见,发前人所未发”(4),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独立探索精神。大约由于对举子业的揣摩功夫不够,杜纳一生科名不遂,未登仕途,以布衣终老。

杜纲虽然始终居于社会的下层,但仍同宦场中的人物时有往来。他幼时同学的许兆椿,乾隆三十七年(1772)中了进士,五十九年(1794)出知松江府,杜纲正出治下。(5)二人地位虽颇相悬,杜纲却“时时过访,绝未尝干以私,兆椿益爱敬焉”。与达官贵人交往,既不阿谀取容,又不以私干谒,表现了杜纲道德品质的高尚。与杜纲为至友而又有身份的,还有一位许宝善。宝善字敩虞,一字穆堂,号自怡轩主人,江苏青浦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擢浙江福建道监察御史,两充顺天乡试同试官,以坠车伤足,乞假归,历主鲲池、玉峰、敬业书院,五经四书,俱辑以导人,学者多成就。(6)杜纲与已经退休的许宝善为文字之交,他的小说创作活动,每每得到许宝善的鼓励和支持,如《娱目醒心编》,是许宝善出资“急为梓之以问世”(7)的,《北史演义》、《南史演义》也是在许宝善的建议和鼓励下完成的。许宝善为杜纲的小说作序与评,给予充分的评价,堪称杜纲平生第一知己。乾隆五十八年(1793),杜纲亦为许宝善的《自怡轩乐府》作序,二人的深挚友谊,实乃文坛佳话。《北史演义》有嘉庆二年(1797)自怡轩(即许宝善)重刊本内中未透露杜纲下世的消息,估计其时仍当健在,推定杜纲卒年在嘉庆五年(1800)之后,大约不会有多大的出入。杜纲的著作还有《近是集》,“同邑诸世器序而行之”。

杜纲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写成《娱目醒心编》十六卷。许宝善在序中介绍此书的写作过程时说:“草亭老人家于玉山之阳,读书识道理,老不得志,著书自娱。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有感触,皆笔之于书,遂成卷帙。”(8)杜纲“读书识道理”,有很高的道德操守,尽管“老不得志,著书自娱”,但他的心境好像颇为平静,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他有过同类士人所常有的“怀才不遇”的孤愤和哀怨,这就使得他的拟话本创作继承了“三言”、“二拍”的“导愚”和“适俗(9)的传统,而没有成为个人“泄怨”的手段。所谓“娱目”,就是为了适俗,“醒心”,就是为了导愚。乍一看去,书中似乎时时处处在宣扬因果报应,而骨子里实不过以之为劝惩的手段。卷十六《方正士活判幽魂,恶孽人死遭冥责》开卷即引宁都魏淑子(即魏禧)《地狱论》三篇,其二云:

三代以下,刑赏不足以惧人,于是孔子作《春秋》,以名惧之。曰:汝弑汝君与父而为帝王,极富贵,擅威福,天下颂神圣,纵自以为得计,而书之于策,则乱臣贼子之名,亿万世不能去。但名之为说,可以动天下之智者,而不可警天下之愚人,与天下不自为愚、而荡轶非常之人。何则?愚者见目前倡优盗贼,为真实,安其名,不之耻也。荡轶非常之人,则以名者身后之事,吾有知乎尔?吾无知乎尔。且吾有身耳,名得强而命之;至若身后,天下每多姓同名同,何必其是我?天下即无姓同名同者,亦何必其是我?故不胜私欲之忿,则曰“不能流芳,亦当遗臭”。呜呼!彼固不嫌以乱臣贼子自居矣,名何足以惧之?然执其人而刀之锯之,鼎之烹之,则未有不叫号哀痛,惨切而求免也。不能刀锯鼎烹之于其生,而刀锯鼎烹之于其死,是故刑赏穷而《春秋》作,《春秋》穷而地狱之说起。

可知杜纲之倡因果报应,并非真正相信这类“非正学名道之言”。杜纲不是那种”读几句死书的人”,他只不过借地狱因果之说,“以抒天下不平之气,垂万古无穷之戒”而已。

因此,对《娱目醒心编》思想价值的评价,不必停留在因果报应一类劝惩手段的表层现象上,而应着眼于其劝惩对象本身。小说鞭笞的对象是:恃官灭法的贪官盖有之(卷十一)、图骗美妾的监生钱剥皮(卷六),谋占风水好地的阴员外(卷十)、知恩不报悔婚赖金的胡君宠(卷十二),乃至昏愦的嘉靖皇帝、结党营私的佞臣张璁、桂萼,与贼人通同的郭勋(卷五)等等,抨击这些腐败阴暗的现象,以抒天下不平之气,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就其正面的理念而言,小说固然在于“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10),但辩证地说,忠孝节义并不就等同于封建道德。如卷二《马元美为儿求淑女,唐长姑聘妹配衰翁》与卷四《活全家愿甘降辱,徇大节始显清贞》,分别叙写了两位“识权达变”的女子唐长姑与崔氏。前篇写富户马元美一心行善,其家历代单传,元美年近四十,方得一子。及子长成,元美为其娶唐家长女长姑为媳,三年之后,生下一子,上下和睦。后变生不测,疫气大行,元美之子与幼孙相继病亡。长姑念马氏世代积德,不应无后,遂力主将已十九岁之幼妹嫁与年近七旬的元美。合家见礼,长姑在下四双八拜,尽子妇之礼,幼姑公然上受,绝不逊避。本篇盛赞长姑为“天生大奇女子”,“识权达变,见得明,信得透,将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难事,办得易若反掌”,但长姑之立足点不过在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致不惜牺牲幼妹终身的幸福,连马元美亦谓:“吾与汝父谊若兄弟,伊女犹吾女,无论汝妹年轻,不应嫁吾垂白之人;且天下焉有姊为媳、而妹反作姑之理?”而崔氏则是另一种情况:其时地方大旱,饿殍相望,贫士王之纪借贷无门,看看饿死,遂劝媳妇自寻生路。三媳崔氏谓另去适人,须得些身价,合家方免于饿死,后经媒婆说合,改适任监生,得聘金一百二十两。临嫁时,崔氏又向阿翁要得田契一张,上写“卖到任处,收价一百二十两”字样,坦然上轿,绝无一点留恋之意,背后私相议论,只当不知。待到任家,揭开轿门,方知新人已自缢轿中,县官相验,见衣带中田契后有八个大字:“田归任姓,尸归王氏”,嗟叹道:“他的本意不过得此聘金,以为养活一家之计,自己早办一死;又恐死在他姓,白骗人财,反以人命累人,心中不安。故将十亩田价偿还任姓一百二十两聘金,不啻以就死之身作一卖田中人,生者得安,死者无愧,恰是权而得中的道理。”两个故事,一为喜剧,一为悲剧,前者的选择未免与人性相悖,而后者则确乎出于万不得已,尤可洞见世事之悲辛,二者的审美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杜纲撰作小说,是为了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此种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自非属于杜纲个人之独创。换句话说,他不是为了张扬一己的个性,所以仍然不脱“代圣贤立言”的路数。但是,在表现形式上,则采取了将“因果报名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的手法,在他的笔下,“可惊可愕、可敬可慕之事,千态万状,如蛟龙变化,不可测识,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11),一句话,“既可娱目,即以醒心”,将醒心之“教”,寓于娱目之“乐”中,这种将“娱目”与“醒心”统一起来的自觉意识,较之前人仅仅强调“喻世”、“警世”、“醒世”,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的。

为了要“娱目”,杜纲在拟话本中,不时采用虚幻荒诞的艺术手法。如卷十六写朱柏庐被请往冥间审理案件,判官送上一碗汤来,内有黑团子五个,请食了审事。原来这是五个铁团,“倘一徇私情,腹内的铁丸便要变红了烧将起来,教你片刻难忍”;卷十二写兰芬知恩不报,梦中变犬,“见有人粪,明知龌龊,因饿极,姑嗅之,气息亦不甚恶。见丈夫儿子攒聚先啖,咀嚼有味,不觉口内流涎,试将舌舐,味觉甘美,但恨其少”,都颇有怪诞意味。但小说主要还是写实手法,写那些“不可测识”之事,以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卷三中的蔡节庵,本是仕宦人家,可免解运漕粮之役,但他偏偏念穷民受苦,慨然愿往当差,道:“都是朝廷百姓,食毛践土,同受国家生养之恩,苦乐自宜均受”,写出了一个慷慨仗义,周急救难的义士形象。卷五中的李福达,以一被追缉之妖贼,竟得援例输粟,成了朝廷命官,已自出人意表;及巡按马录审定此案,有旨正法,不料后来李福达反得无罪释放,马录等俱遭廷杖,发边卫充军,其所以是非颠倒,皆系郭勋庇护所致,而郭勋之为嘉靖所倚重,又由议礼一事所派生,这就揭穿了症结之所在。杜纲还注意从日常生活中撷取最能表现主题的细节,如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借妓营生》,故事原型袭自《石点头》第八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而在细节上却有了变化。《石点头》写吾爱陶任荆湖路条例司监税提举,苛刻生事,不遗尺寸,叙了以下数事:1、贩小猪原不起税,吾爱陶不顾旧例,以漏税办之;2、民船载人,不论男女,俱要纳税;3、乡里人挑水草喂猪、道人讨盏饭、渔船经过,俱要十中抽一,大抵不出抽税本身之范围。杜纲笔下的盖有之,身份变成了山东莱芜知县,“到任以后,一心只在银子上算计,钱粮白银,加倍收纳,倒算本分之事,不必说了”,轻轻把《石点头》的几条囊括无遗,然后放手突出他诈人钱粮的几件事:1、国家忌日,听见破墙内有锣鼓之声,盖有之却命皂役往间壁新墙内去拿人,诈了五百两,方才丢手;2、缎铺店家与顾客为退货争论,盖有之将二造责罚以后,缎子元宝一并白送受用;3、修脚时闻修脚的有一女儿,故意将脚踢在刀上,逼其将女儿卖了一百两罚偿;4、捉获娼妓,开出县中有身家体面数十人姓名,嘱其当堂供出曾经嫖过,又以革前程,问杖枷相胁,诈得大笔银子。这些可惊可愕,出于常情的行径,将“恃官灭法”、凌虐百姓的贪官本性,暴露得入木三分。

《娱目醒心编》完稿的次年,即乾隆五十八年,杜纲撰就了《北史演义》六十四卷;又二年,完成《南史演义》三十二卷。在中国小说史上,很少有作家像杜纲这样兼长拟话本与长篇历史演义这两种体制完全不同的小说样式的,而《北史》《南史》的成功,更奠定了杜纲作为一个杰出小说家的地位。

自罗贯中《三国志演义》问世以来,历史演义小说创作,蔚为大观。以《三国》为分界点,上有《列国》、《两汉》,下有《两晋》、《隋唐》、《五代》、《南北宋》,基本上构成了讲史小说的大系统,其间唯南北朝一百多年的历史还没有被写成历史演义。其中原因,除鲁迅在解释何以三国的故事“甚盛”的原因时所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12)南北朝的历史,较五代更为纷乱,“其书词丰而义晦,事繁少条理,世所罕解”(13),难以驾驭之外,其时南北分裂,驰骋纵横北方的英雄豪杰,多为少数民族,民族偏见或许也是小说家之所以不肯一试的原因。

直到杜纲出来,“宗乎正史,旁及群书,搜罗纂集,连络分明”(14),先后完成《北史演义》和《南史演义》,方才填补了历史演义系列中的空白。尤其是《北史演义》,作者以其善于剪裁布局和想像虚构的艺术匠心,真切生动地写出了百年间祸乱相继、变故百出的历史,塑造了一批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特别是其中叱咤风云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英雄形象,为历史演义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杜纲的成功,不是靠排比史科,而是靠对历史的重新构建取得的。所谓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过程。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历史:在这一点上,史学家和小说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小说家以历史事件的素材进行创作时,摆在他面前的课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其中史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决定历史小说成败的关键。历史小说,一方面固然要尊重史料,要以历史真实作为创作的起步,但这一切必须以塑造出符合审美要求的艺术形象作为自己的归宿,那种让烦琐历史进程的复述和历史细节的罗列淹没个人形象的写法,无疑是不足取的。在这一点上,小说家与历史学家就不那么一致了。《北史演义》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它寻得了一个贯串全书的主旋律——对于“英雄美人”的颂杨和讴歌,从而找到了一个正确处理史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关系的联结点的缘故。

从美学意义上讲,“英雄美人”型与“才子佳人”型小说,有某种相似之处。才子佳人型小说所体现的,是青年男女婚姻观念的觉醒和变革。才子佳人中的男女双方,都具有“外美”的貌和“内美”的才,他们的结合,是完美的结合。“英雄美人”型与“才子佳人”型不同的是:从男性方面看,前者为文士书生,后者为武士豪杰;前者突出的是博学多才,后者突出的是武勇韬略。而从女性方面看,佳人和美人,都不光有美丽的容貌,而且也有卓越的才识,前者强调的是爱才惜才,后者强调的是慧眼识英雄。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的配合,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前者呈阴柔之美,后者呈阳刚之美。

从历史渊源来讲,“英雄美人”模式的起源要比“才子佳人”早得多。我国远古神话中的后羿嫦娥,就是最早的英雄美人故事。后羿“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15),是征服自然,为民造福的英雄,人们自然希望他有一个美丽的佳偶,于是嫦娥的形象就被创造出来。《淮南子·览冥训》中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可惜这样的“英雄美人”故事是以悲剧形式结束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项羽与虞姬也是英雄美人的组合。《史记》在项羽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时,忽然插入虞姬的故事,英雄末路,衬之以美人,益增感伤悲壮之气。在明清的长篇说部中,写到英雄美人最早的应属《三国志演义》。刘备乃当世英雄,曹孟德固已称许之矣。孙权之妹,身虽女子,志胜男儿,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刘皇叔洞房续佳偶”,自是英雄美人的天然配合,可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致令孙夫人成了牺牲品。至于那吕布貂蝉的故事。在《三国》更是极出色之笔墨:“温柔旖旎,真如铙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馀,忽见好月”(16)。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貂蝉色伎俱佳,且有忠肝侠胆,遂致连环计成,董卓授首。可惜貂蝉本无爱布之心,只不过充当了政治斗争的一个自觉工具而已。《三国》中,英雄与美人,双方是不协调的,而大多数英雄,如关羽,赵云,与美色是绝缘的。在《水浒》中,“好色非好汉,好汉不好色”,“把英雄世界与女性世界对立起来,把女性世界排斥在理想世界之外”(17),这既是伦理观上的局限,也反映了审美观的相对薄弱。

《北史演义》则超越前人,在英雄美人的组合模式上,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是各族人民大融合、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和发展的时期。为了将这一段历史演为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杜纲以自己的美学观把北朝的历史处理为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英雄之中的大英雄,就是作品中如众星拱月的高欢;同时,又以高欢为中心,塑造了娄昭君、胡桐花、尔朱娟娟、蠕蠕公主以及郑娥等绝代佳人的形象与之匹配,英雄美人,融合辉映,相得益彰,形成了贯串全书的昂扬向上的主旋律。

李延寿的《北史》,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终隋恭帝义宁二年(618),记述北魏、北齐(包括东魏)、北周(包括西魏)和隋四个王朝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而《北史演义》径直以北魏宣武帝立(499)作为开端,在第一回就将胡仙真这一关键人物推到前台。许宝善评道:“此书欲言魏之败亡,先叙仙真入宫,如泰山之云,起于肤寸,深得草蛇灰线之妙”(18),确为的评。从全书的总体结构上看,胡仙真是“自古败亡之祸,未有不自朝廷无道始也”的注脚,而对于小说要着力刻画的正面女性娄昭君形象,胡仙真又起到一个蓄势与反衬的作用。胡仙真容色美丽,绝妙文墨,一个偶然机会,她被召入宫,拜为充华。宫中旧制:太子立,必杀其母,以防日后乱政之渐。以故诸嫔妃中秋之夜焚香拜祝,唯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独仙真祝曰:“愿生子为太子,身虽死无憾。”众妃皆笑其愚。后果孕,人又劝其私去其胎,仙真不从。生子四年,帝迟迟不立为太子,实为不忍杀仙真。后见势不可缓,来与仙真长别,仙真慷慨无难色,曰:“太子,国之本也。愿陛下速立太子以固国本,岂可妄惜妾一人之命而使储位久虚?”帝侧然久之,因而改易旧制,赦其不死。后宣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明帝,群臣尊仙真为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多才有智,亲览万机,事皆中理,满朝文武,无不钦服。胡仙真作为一个嫔妃,作为一个母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决不回避,实为难能可贵。然而,做了太后的胡仙真,毕竟年纪尚轻,她的姣好如少的容颜,尤其是她作为一个女性追求自身幸福的意愿,与她所处的政治地位,实在太不相容了。她爱好装饰游幸,已颇遭非议,而见清河王贤而多才,风流俊雅,召入宫中,迫而淫之,就更为时论所不容。尤为错误的是,当她得知孝明帝密诏尔朱荣入朝时,竟鸩杀了孝明帝。许宝善曰:“初则以子为重,虽死不顾;继以贪淫之故,杀之亦不顾:吾不知胡太后前日之心肝何在?”(19)胡仙真的悲剧,不表现为一般的天理与人欲的冲突,而表现为作为一个执政者个人的情欲与国家社稷安危的严重矛盾。她忘掉了自己的行为所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个性的过于膨胀,终于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

《北史演义》第四卷,在方始叙及胡太后临朝听政时,就开始了高欢与娄昭君的故事,回目即题为:“白道村中困俊杰,武川城上识英雄”。按《北史》载高欢娄昭君婚姻事极简略,唯卷十四《后妃传》日:

少明悟,强族多聘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城上执役,惊日: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数致私财,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行焉。

杜纲据此四五十字,敷衍出第四至第六卷两卷多一波三折的文字,显出充分的艺术才能。小说写娄昭君为富户之女,备受父母宠爱。一旦见城上执刀侍立之人,叹为当世豪杰,私相倾慕,拟以身许,以故后有豪家来议亲者,皆不愿。她说:“我岂不知女子终身,不可自主;但所归非人,一生埋没。故誓嫁一豪杰之士,以称吾怀。”昭君不顾高欢家贫如洗,命婢通意,央媒求娶。这种超出常情的大胆举动,连高欢本人也难以理解,只好以“贫富相悬”为辞拒之,此为一顿。昭君知其为贫故,不敢求婚,便赠以私财为纳聘之资。高欢此时“龙潜蠖伏,辱在泥涂,茫茫四海,无一知已。昭君一弱女子,能识之风尘之中,一见愿以身事,其知己之感为何如,况赠以金宝,使之纳聘,尤见钟情,岂能漠然置之?但儿女私情,难以告知父母,故此迟迟”,此又为一顿。昭君不见高家来求亲,又差侍婢来催,适遇高父。侍婢误欢已将求姻事告知其父,因以来意告之。高父大惊,含胡答之。欢归,父责之曰:“娄氏富贵显赫,汝欲踵桑间陌上之风,诱其兰室千金之女,一朝事败,性命不保,独不念父母年老,靠汝一身成立,何不自爱若此?”高欢不敢再说,此为又一顿。其时娄父为女求婚甚急,昭君不得已,亲自修书赠钗以明己志,高欢乃语继母告父遣媒一求,曰:“求之不许,则非吾家无情。”娄父见高家遣媒来求,大怒,叱而绝之,此为又一顿。娄父因高家贸然求亲,疑有隐情,责问侍婢,乃得其真。昭君料难隐瞒,直言以告,谓:“前见高氏子,实一未发达的英雄,现在蛟龙失水,他日勋名莫及。若嫁此人,终身有托。故舍经从权,遣婢通信,实出女儿之意。”娄父欲夺女志,设计请高欢来家教习子弟弓箭,半夜遣奴杀之,不意为所觉察,高欢乃杀恶奴,责娄父曰:“欢叨居邻右,平素不通往来者,实以贫富不同,贵贱悬殊之故;即前日求婚,并非欢意,亦因令爱欲图百岁之好,通以婢言,重以亲书,再三致嘱,欢乃不得已而从之。媒婆到府,君家发怒,欢已绝望矣。令爱别选高门于我何涉,乃必杀一无辜之人以绝令爱之意,是何道理?恶奴我已手戮,大丈夫死生有命,岂阴谋暗算所能害!唯君裁之。”情辞慷慨,意气激昂,此为又一顿。娄父自知理亏,摆列财宝,谓昭君曰:“汝肯从亲择配,当以此相赠。”昭君不一顾,宁一物不要,孑身而往嫁高欢。其后娄父母怜女贫苦,遣人去请高欢,欢不至;只得亲至其家接女归宁,高欢方同昭君偕来。《北史》中“父母不得已而许焉”八个字,演义出如许花团锦簇的文字,是虚构呢还是实写?很难猝然判定。然其间之真切生动,宁愿让人相信当初的一切,皆如所写。杜纲不惜浓墨重彩细写高欢与昭君的结合,无非是为了强调一点:即二人完美的结合,奠定了高欢一生事业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昭君入门后,亲操井臼,不以高贵骄人,并教高欢广结四方贤豪上面,而且贯串于昭君终生的言行之中。在落魄的时候,她与高欢患难相随、困苦历尽。如高欢为杜洛周所逼,连夜逃至野寺,昭君亲燃马矢作饼与高欢充饥;尔朱荣命高欢为先锋,将行,昭君劝勉曰:“大丈夫公尔忘私,努力王事可也,奚以家为”;昭君生子,左右请追告高欢,昭君以为欢统大军,不得以己故轻离军幕,不听。在高欢一朝得志以后,昭君又极“高明严断,雅遵给约”,绝不以私乱公。要之,高欢事业的成功,赖昭君之力非小,这与胡仙真之美貌多情同政治角色的悲剧冲突,形成鲜明的对照。

小说在以正笔写昭君的美而贤的形象的同时,又以夭矫多姿的奇笔,先后描写了胡桐花、尔朱娟娟、蠕蠕公主等美人,写出了她们对于高欢这一英雄的认同。既从不同侧面映衬了高欢的气度和性格,概括了高欢事业的全过程,又借助于诸美人之间的复杂感情纠葛,烘托昭君的贤明大度,“宽厚不妒”。写诸美人,亦所以写昭君也。这就将小说开端确立的“英雄美人”的格局,从总体上构成完美的形象体系。胡桐花是完全虚构的人物,小说写她为恒山大王之女,号桐花公主,父死,俨然为恒山女王,武艺超群,又善妖法,“平生志气,誓非英雄不嫁”。其时高欢为晋州刺史,闻孝庄帝手刃尔朱荣,尔朱兆入京,迁帝驾归北,欲截救之,大军忽于恒山遇怪被阻,高欢与桐花战,邀入山寨。桐花自谓其父临终,曾言当代英雄唯高欢一人,异日相遇,汝可归附,以了终身,方才聊以相试,果然名不虚传,故愿以身许。此举高欢既得美人,又得良将,而昭君虽贤,闻有妖妇同归,心怀疑惧,恐“异日彼如刀锯,我为鱼肉”,甘愿退避。不想桐花心地良善,人亦温柔俊雅,与昭君十分相得。桐花身为山中一“兴妊作怪”之女王,却与高欢之家庭、事业,均呈极和谐之势,读来颇增兴味。但是,写尔朱娟娟之登场,却顿使这种和谐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尔朱娟娟为尔朱荣长女,本为孝明帝嫔,孝庄帝立,尔朱荣又令纳为后。尔朱娟娟容颜绝代而性烈如火,又极嫉妒。其时高欢已大败尔朱氏,于田舍间迎立平阳王为孝武帝,高欢封渤海王,已大权在掌。高欢北征晋阳,桐花同往,追赶一昼夜,恰遇尔朱娟娟押后,乃生擒以归。桐花偶然说起尔朱后年少青春,容颜绝世,国破家亡,甚为叹惜,高欢闻后美,私逼成婚,暴露了他好色的本性,以及藐视帝室的桀骜性格。尔朱娟娟以皇后之尊,连高欢也自称“下官”,执礼甚恭,自然不甘居昭君之下,于是另室别居,而桐花颇悔当初不该擒之以归,又向高欢赞其颜色,于今只好站在昭君一边,以慰其心。直至尔朱娟娟将产,高欢方对昭君言其事,曰:“卿度量宽宏,定不我怨,但彼此各不相见,究非常理”,屈昭君往贺,昭君曰:“木已成舟,见之何害。”自此两府往来无间。其后又有蠕蠕公主之远嫁,其势更凌驾于尔朱娟娟之上。其时北魏已割分为二,争战不休,蠕蠕国力强大,东、西魏均欲借其力以自强,宇文泰、高欢皆为长子求婚其三公主,蠕蠕主意未决,公主曰:“儿非天下英雄不嫁。宇文长子,固不足道;即高王世子,名不及其父,亦非儿匹。当世英雄,唯高王一人而已。”落落数语,道出不计老少,但求英雄作配,且己亦以英雄自命的豪迈之气。高欢时已年老,欲不就;又思昭君乃贫贱结发,今若另娶,当置何地。昭君为大局计,主动退出正宫,道:“妾虽处深宫中,亦知蠕蠕地大兵强,为中国患,与东则东胜,与西则西胜,其情之向背,实系国家之安危。今欲以女嫁王,永结邻好,诚国之幸也。”深明大义,甘于为国自屈,而桐花不服,愿与昭君一同退处。尔朱娟娟此时则扮演了往木井城迎亲的角色,二人于途双双射中飞雁,高欢闻之喜,曰:“吾有此妇,已足克敌矣!”小说对高欢好色好淫放纵恣肆的性格,固然有所贬抑,但主要是为了烘托他豪迈不羁的英雄气概,更何况高欢的“儿女情长,莫非英雄作用”。第三十一卷“六浑演武服娄昭”,写高欢扶立孝武帝,大权在握,其心已足,而斛斯椿心怀反复,日夕劝帝除之,图之甚急。高欢当此时,只得“外耽声色,以愚众人耳目”,娄昭初见高欢“在在珠围翠绕,夺目移情”,深为其“不务远图,耽于声色”不安于怀,不意时交五鼓,高欢已至西郊教场演兵,军容之壮,令娄昭见之悚然。高欢这才道出真情:“吾之耽于娱乐者,欲使上不我忌,庶各相安无事;奈何上之逼我太甚乎?”这就十分得宜地将高欢之善识机变、驾驭英豪同恣意声色、穷极奢靡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这一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的塑造。

“英雄美人”的组合,随着高氏政权的更迭和北齐国运的隆替而逐渐改变其内部的比重,呈现出一种衰变的趋势。高欢的继承者,在恣意声色一点上,不让于高欢,而英雄之气,却每下愈况。高澄自幼聪明俊秀,颇识事机。高欢嫁女,众皆挥泪,高澄在旁窃笑,谓:“儿以天下可忧之事正多,父不之忧,而乃忧此,儿所以笑也。”年十七,即阴有宰世之志,闻朝中诸贵用事,贿赂公行,法度不肃,即请入邺辅政。及视事尚书省,积案如山,目不停览,手不停披,决当皆允允,用法严峻,由是内外震肃。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高澄的英雄作用。高澄于声色之好亦如乃父,奈处处受严父之制,身心不得自由。小说借郑娥之事,淋漓尽致地刻画高氏父子的矛盾,以及高澄扭曲的心理状态。郑娥是小说中写得最美的美人形象,而多赖杜纲的艺术创造之力。《北史》卷十四《后妃传》曰:“冯翊太妃郑氏,名大车,严祖妹也。初为魏广平王妃,迁邺后,神武纳之,宠冠后庭,生冯翊王润。神武之征刘蠡升,文襄蒸于大车,神武还,一婢告之,二婢为证,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小说对此作了极大的丰富。谓驸马郑严祖因罪系狱,其女郑娥与焉。高澄巡营,见郑娥娇容艳色,顿觉神魂飘荡,然惧父威严,终不敢启。郑驸马畏祸,献郑娥于高欢,高欢纳之,宠爱无比。高澄大失所望,然“美色当前,垂涎不舍”,乃买通侍婢,与之通。小说把郑娥写得极为天真无邪,如第三十五卷赏梅一段:

一日,郑夫人在宫无事,忽有宫女报道:“今岁冬暖,宫墙外梅花盛开,高下如雪,微风一过,香气熏人。”娥素性爱梅,闻之大喜,遂引宫女五六人,步出飞仙院外,那知梅花开处,去此尚远,因问梅花何在,宫女指道:“就在前面翠微亭外,夫人要看,须到亭上观望。”娥见宫院深沉,绝无人迹,信步走至亭上,果见四面皆梅,花光如玉,不觉大悦。忽闻画角之声,起自林中,嘹亮可听,因问何人花下吹角。有婢庆云者,为知院宫女,性颇伶俐,走出一望,回言世子在花下吹角。娥道:“既是世子,莫去惊动,悄悄看一回罢。”那知世子花下早已窥见亭上有人,料必郑娥看梅,遂放下画角,上亭相见。郑娥见过,忙欲退避。世子觉其欲避,便道:“请夫人自在观梅。”走下亭去了,郑娥命庆云问道:“方才所吹画角,是何宫调,声甚激越?”世子道:“是落梅腔也。若夫人爱听,再吹一曲何如?”于是世子复坐树旁石上,吹弄画角,夫人凭栏而听,觉其声如怨如慕,忽触思乡之念,呆立不动。俄而大王来到,世子仓皇走出。王见世子曰:“尔不在宫中,来此何干,?”世子曰:“儿闻梅花盛开,特来一看。”王叱之退。郑娥见王来,移步相接,王曰:“卿何在此?”对曰:“妾闻此处梅花遍放,故走来一玩。适世子在梅下吹角,暂立听之。”王见其直言无讳,转不为异。

如果说高澄对郑娥还有相当的真情,而这种真情由于他所处的境况尚有若干美的成分的话,那么,当他后来一旦大权在掌,广选佳丽,就不那么光彩了。书中写了以下几事:古监门将军伊琳误工程,侵盗运费,收禁在狱,其妻裴氏陈冤,高澄悦其美而私之,竟赦伊琳之罪;侍郎崔恬因其弟投西魏得罪,其妻静宜乃帝妹,帝乞高澄曲宥,高澄遂强与之合;御史中丞高仲密妻琼仙游园,高澄淫逼之,仲密以故反,以虎牢归西魏;高阳王幼女玉仪,流落为孙腾侍女,逃出寻兄,为澄所遇,亦纳之为妾。凡此种种,莫不假公以济私欲,且酿成极坏之后果,已失其英雄之气,后卒死于膳奴之手,远不能与高欢相比矣。

高洋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慑于长兄高澄之势,恐有忌心,深自晦匿,故每自谨退,示若无能,与澄言无不顺从。洋为其夫人李氏营服玩,小佳,澄辄夺取之,夫人或恚未与。洋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只何容吝惜。”澄或悔不取,洋即受之,亦无粉饰。及闻高澄为人所杀,高洋临事不乱,井井有条。恐威名未立,人心有变,急回晋阳遍召旧臣宿将。旧臣本素轻洋,是日英彩焕发,言词敏决,皆大惊。于高洋之政令有不便者,悉改易之,由是内外悦服。虑己之威权不及父兄,逼魏帝禅位,建立北齐,耻先人之屈事蠕蠕,大克之。宇文泰闻高洋新立来犯,人皆劝其避之,洋曰:“黑獭之敢于深入者,以朕年少新立,未经战阵,有轻我心。若领兵避之,示之以怯,益张其焰,吾兵将不战自乱。须乘其初至,朕猝然临之,彼不虞朕出,见朕必惊,彼势自沮,所谓先声有夺人之气也,转弱为强,实在此举。”于是亲冒矢石,屡次克敌,四夷钦服,人呼之为“英雄天子”。但不久就由顶峰上跌落下来,渐以功业自矜,嗜酒淫佚,肆行狂暴,大约由于长期的性压抑,养成了高洋性变态的施虐狂。尝纳娼妇薛氏,又无故斩其首,藏之于怀,集群臣于东山宴饮,忽探出其首,投于席上,支解其尸,弄其髀骨为琵琶,旋对之流涕曰:“佳人难再得。”载尸以出,披发号哭而随之。又迫淫高澄之遗孀,至欲犯其庶母尔朱娟娟,逼得尔朱娟娟自缢死。高洋一生,虽有美人相伴,然绝无丝毫真情可言,纯为一兽性之人也。

而后之高殷,礼士好学,然胆怯之极,为太子时高洋尝使其手刃重囚,加刃再三,不断其首。高洋大怒,亲以皮鞭捶之,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昏扰。高演明习吏事,即位后大革弊政,中外大悦,然临事太为苛细,人皆日:“天子乃更似吏”。高湛听嬖人和士开“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之邪说,太后薨,不尽孝礼,淫乐自如,可谓全无心肝。及周人来伐,又茫无主宰,以视乃父,真不肖之子。后主高纬,承世祖之馀,以为帝王当然,后宫宝衣玉食,一裙之费,值至万匹。好自弹琵琶,以为《无怨之曲》,近侍和之以百数,民间谓之“无忧天子”。得美人冯小怜,妖艳动人,后主惑之,宠冠后宫,坐则同席,出则并马,誓愿生死一处。高纬对冯小怜之真情,似为前之洋、演、湛所不及,然唯以美色误国,酿成悲剧。周师之取平阳,方与淑妃猎于天池,告急者数至,后主不省,及暮,平阳已陷,后主将还,淑妃止之曰:“大家勿去,请更杀一围。”后乘周师还,欲复平阳,作地道攻城,城陷十馀步,齐兵乘势欲入,后主敕且止,召淑妃观之,妃方对镜妆点,不即至,城中以木拒塞之,兵不得入,城遂不下。后两军对阵,后主与淑妃并骑观战,齐师小却,妃恐,曰:“军败矣。”后主心怯,即以淑妃北走,师大溃。齐亡,后主既已为虏,尚求冯淑妃,周武帝曰:“朕视天下如敝履,一女子岂为公惜。”仍以赐之。后主惑于淑妃,至死不悟。总之,由“英雄美人”组合双方的逐渐衰变,清晰地勾勒出创业与守成的转化,在女色的纠葛之中,一步步写出了北朝的败亡史。

在叙写高欢的主要敌手宇文泰时,作者又有意识地对比了二者在行事方面的不同:“泰性节俭,不纳歌姬舞女,不治府第园囿,省民财、惜民力,故西人感德,能转弱为强”,与高欢之“恣意声色,离宫别馆,到处建造”形成强烈的反差。宇文泰固为英雄豪杰,但关于他的故事,由于缺乏“美人”的组合,人物形象就远不及高欢那样光彩照人,呼之欲出了。

乾隆六十年(1795),杜纲复作《南史演义》三十二卷,“自东晋之季以迄宋、齐、梁、陈,二百馀年,废兴递嬗,无不包罗融贯,朗如指上罗纹,持此以续《北史》之后,可谓合之两美矣”。(20)但《南史演义》却不曾在“英雄美人”的组合上取得成功,原因是,南朝诸开国英杰如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类皆“躬行节俭,以身范物”,不恋美色;而好色之主如东昏侯、陈后主,皆荒迷益甚,不理国政,毫无英雄之气可言,且“六朝全粉,人物风流,中间韵事韵语,足供玩泽者”,作者又因《世说新语》已有详载,未加备录,加之南朝历史,彼此替代,迹若一辙,实乃相同格局的不断重复,所以尽管在塑造刘裕等英雄人物上也不乏精彩之笔,但终难胜过《北史演义》。

上一篇:李百川评传

下一篇:屠绅评传

标签:
故事:
声明:杜纲评传搜集自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
sitemap.x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