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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濛初评传

来源:亚博足彩网时间:2018-11-10 22:20:01

凌濛初像

严格说来,通俗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起是在明代。尽管现在学术界通常是把宋元话本作为古代通俗白话小说的首批成果,其实它们正如其名称本身所示,乃是民间艺人说话时的文字脚本。说书时他们只是以此为线索,临场铺排敷演,尤其是小说家,可以“随意据事演说”。因此,如果把他们场上的话语主要当为铺叙描写部分一一记录下来,显然要比脚本多出许多,当然也肯定要具体、细致、丰富生动得多。由此而言,宋元话本充其量只能算做通俗白话短篇小说的雏形和始祖鸟,而真正意义上的通俗白话短篇小说,应是明代起文人作者模仿话本而创作的“拟话本”。

如果以上所说不误的话,那么,在明代写作这种短篇小说数量最多的,当首推凌濛初。不错,冯梦龙确曾在他之先编著了著名的“三言”共计120篇,比凌濛初的“二拍”篇数要多出三分之一。但是,如所周知,“三言”中的大多数作品本为宋元话本,冯梦龙只是对它们进行了一些修饰润色,连改编都算不上,更不好说成是冯梦龙的创作。“二拍”的情况就与此不同,其中绝大多数均出自凌濛初之手。当然也有其素材来源,也有的系由旧作改编而成,但从总体说来,这二部集子确是他个人的独立创作或再创作,署上“作者凌濛初”五个字是不会有人告他剽窃或抄袭的。因此,说凌濛初乃明代写作通俗白话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古代通俗白话短篇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生平事迹我们却知之甚少。要不是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刊行的《凌氏宗谱》中保存了一篇“(明)天启辛酉进士婺川知县郑龙采”的《别驾初成公墓志铭》,我们也许对这位明代通俗白话短篇小说大家的家庭、身世以及个人经历等方面至今还不甚了了。1947年叶德均先生即根据这篇《墓志铭》以及《湖州府志》、《乌程县志》等资料,撰成《凌濛初事迹系年》一文(后收入其所著《戏曲小说丛考》一书)。近年又得周绍良先生在《学林漫录》第五集全文刊载了上述《墓志铭》。这样,我们总算可以对凌濛初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著述等,进行比较详细翔实的描述了,也可以比较好地联系其身世、经历和思想,来对“二拍”作比较准确、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了。

凌濛初字玄房,又名凌波,一字波厈,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属吴兴县)人。明神宗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出生于县东晟舍铺一家官宦书香家庭。在兄弟五人中,他排行第四,如按大排行计则为第十九。不过,当他出世的时候,异母长兄湛初和次兄润初已分别去世7年、11年,异母三兄涵初也已22岁。胞弟浚初则出生于翌年。这一年他父亲已经52岁,生母蒋氏才22岁。

凌濛初的祖父凌约言,虽说仕至南京刑部员外郎,其实只是个闲职。父亲凌迪加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考中进士,授工部营缮司主事,后迁定州府同知兼普宁同知,又调任大名府通判,署开州,后再调常州府同知。同样是仕途蹭蹬,沉沦下僚,年仅38岁便因“与时相不合即归里”,直至72岁去世时止,在乌程老家赋闲三十余载。但不管怎么说,凌家终究算得上世代书香门第、官宦人家了。生在这种家庭环境里的凌濛初,自然从小接受的是“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立身处世方面的教育,从而也就注定了他的一生主要是在科场和官场中度过。

从《墓志铭》得知,他“十二游泮宫,十八补廪饩”,应该说在科举入仕途程的初始阶段,他是相当顺利的。若仅从这一阶段来看,他的人生旅程也许要较乃父、乃祖都会顺当些,想必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吧。所以,虽然在21岁那年由于父亲去世,按规定在三年庐墓期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但在服丧期满后他便立即上书国子监祭酒。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其中的详细内容,尽管明代也非唐代那样,有志入仕的读书人可以“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赵彦卫《云麓漫抄》),走名人推荐,一举成名,未入考场已胜券在握的终南捷径,但是,这次上书虽未能有助于他的科举入仕大业,却的确使他名声鹊起,“一时公卿无不知有凌十九者”。

凌濛初虽在家乡浙江及南、北国子监先后四次中乡试副榜,可“凌濛初”三字却一直未能正式列入中式举人名单中。这对于有志仕途而且自负甚高的他来说,其打击该有多么巨大,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曾经一度萌生放弃科举入仕之念,“乃作《绝交举子书》、《戴山记》、《戴山诗》以见志”。此后他大约在家中和南京度过了一段时光。但是,从天的时代环境而言,在当时,读书人要想施展自己的才干,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或者仅仅为个人光宗耀祖,荣华富贵,舍却走科举入仕之路,别无他途。而凌濛初正是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人。他曾经抚膺长叹道:“使吾辈得展一官,效一职,不出其生平筹划以匡济时艰,亦何贵乎经笥之腹、武库之胸耶!”而《墓志铭》里也说他面对当时兵荒马乱的现实,“慨然有击楫澄清之志”。联系他后来在上海县丞和徐州通判任上忠于职守,颇有治绩,以及最后与农民起义军为敌,成为垂死的朱明王朝的牺牲品和殉葬品这一系列表现来看,他自己所说的话和《墓志铭》的记述是符合他的思想实际的。

所以,没过多久他就又跃跃欲试了。这次他不再走科举正途,而改走入都谒选的求官之路。那是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的事,这时他已经早过了强仕之年。按古人的说法,如果40岁未仕便不应仕,可他还是要谒选,可见其功名心是多么强烈了。然而直到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才以副贡资格得到上海县丞的芝麻小官,其间经过了11个年头。如果不是记载有误的话,那么他在谒选这条路上走得也是够艰难坎坷的了。

不过,虽说得到的官职比其父、祖初入仕途时还要低,但终究是历尽干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况且到任不久就有机会代理了一段县令职事,他可以牛刀小试,初露锋芒,所以他干得十分卖力。在这期间,他“催科抚字,两无失焉。迄今海滨故老犹能称述之”。从《墓志铭》所记的二件事来看,他确实是黾勉王事,表现出了一定的行政才能。

其一是办理漕运事。在他之前负责此事的几乎都以受刑罚告终,所以当地一些头面人物都劝他别去干这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可是凌濛初没有听从,他说:“是吾职也。彼皆不得其肯綮耳,我能办之。”后来他果然干得很出色。他还根据自己这次运粮入都的经验体会,写了《北输》二文,上司看后一致认为:“是可为松郡良法矣。”

第二件是署海防管盐场事。这方面积弊甚多,一向难办。他接手之后,推行井字法,即把海盐每九堆归为一井,大小高低都一样,并且每井派一人看守。只要量过九堆中的任何一堆,就可以推知其余八堆,而不必一一过量,所以每天可以清量几十井盐。不但速度快,而且“锱铢无爽”,不论是灶户、奸商还是吏胥,都不可能上下其手,从中作弊。他的做法很快推广开来,“沿海设防,皆以为法”。上司也感到它确是好办法,因此多次给予嘉奖。

由以上这二件事可以看出,他在任上海县丞期间,确实是认真努力,而且也是有成绩的。所以干了八年之后,他终于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擢升为徐州通判。据说“去任之日,卧辙攀辕,涕泣阻道者,踵相接”。

他在徐州通判任上分署房村,职责是治理黄河。原来,房村对岸的吕梁洪,当时是黄河的险要地段,每年春季桃花汛到来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都心惊胆颤,担心洪水冲决堤防。凌濛初和防河主事方允立一起“昼夜图维,防筑有法”,所以在他任职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洪涝大灾,得到总督漕运、巡抚淮阳的上司路振飞的多次赞扬与褒奖。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农民革命战争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朱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即将总崩溃。徐州一带的农民武装力量,为首的叫陈小乙,自号肖王,拥有数万人马,声势相当大。另外一支队伍,为首的称做扫地王,其势力甚至越出淮徐而扩及山东。这两支农民武装力量结成同盟,给当地的官府衙门以沉重打击。于是朝廷派了何腾蛟来任淮徐兵备道,企图以武力消灭陈小乙他们。可是交手以后,腐败的官军却连吃败仗。在一次商讨对策的会议上,与会者一筹莫展。束手无策。这时凌濛初夜见何腾蛟,提出了《剿“寇”十策》,很为何所赏识,从而成为兵备衙署的座上客和实际上的谋士。官军按着凌濛初的策略行事,果真连挫对手。接着,凌濛初又自告奋勇;“某请单骑诣陈小乙营,喻以祸福,使早降。”就这样,何腾蛟依着凌濛初所献计策,软硬兼施,终于瓦解了这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由于凌濛初平“寇”有功,所以,当何腾蛟升任湖广巡抚时,特地向朝廷保举他当自己的监军佥事,要带他一道前往荆楚“军前效用”。而凌濛初的上司也发现这位下属的才干可用,于是便“以有‘寇’甫平,河上方起,吕梁洪、百步洪一带尤为要地,非凌某不能料理”为由,不放凌濛初走,让他“仍居房村,料理河事”。

这时的朱明王朝已是枯木朽株,在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狂潮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尽管凌濛初可以消灭陈小乙等一二股势力较弱小的农民武装反抗力量,却根本无力回天,挽狂澜于既倒。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农民军下属的一支队伍来到房村,凌濛初亲自登城固拒。在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困境中,这位深受儒家忠君思想浸染的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忧愤交加,呕血身亡,走完了他64个春秋的人生岁月(按中国传统的寿命计算法则为65岁)。尽管他临死前一再以百姓免遭兵燹之苦为己任,表现了儒家思想指导下一个较为清正廉明官吏的爱民思想,但他的死毫不值得称颂,倒毋宁说是轻于鸿毛,是他的人生悲剧的最后一幕。

凌濛初一生二娶,元配沈氏生于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五月初一日,卒于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十月初十日;侧室卓氏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卒于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除长子为沈氏所出外,其余均为卓氏生。凌濛初去世时,他们分别为40岁、36岁、29岁、17岁和13岁。

关于凌濛初的交游,《墓志铭》说:“公为人豪爽俊逸,倜傥风流……一时名公硕士,千里投契,文章满天下,交与遍寰区。”可惜目前可以考知大概者仅有寥寥三数人而已。

一个是冯梦祯。在冯的《快雪堂日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十一月”的日记中记载着,初八这天他到晟舍拜会凌濛初与弟浚初及几个叔伯兄弟。主人置酒,席间招戏班上演了《香囊记》,半夜方散。第二年,凌濛初在父丧服阙后,曾与冯同游苏州,舟中合评《东坡禅喜集》。此书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与《山谷禅喜集》同时付梓印行。而在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九月,凌濛初生母蒋氏卒于南京,并在十月迁柩归里。冯氏于十月十五日二次来晟舍,翌日赴凌府吊唁。

另外一个是袁中道。据其《游居柿录》可知,他在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三月后游南京时,曾在珍珠桥凌寓会见濛初,见到墙上挂有刘松年所绘对奕图,“相叹以为人物之工如此”。表明二人前此该已相识,可惜目前再找不到有关二人交往的资料了。

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戏曲家汤显祖。凌濛初曾著文评论汤显祖的戏曲创作说:“近世作家如汤义仍,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尽有酷肖处,而尾声尤佳。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韵脚所限,便尔随心胡凑,尚乖大雅。至于填调不谐,用韵庞杂,而又忽用乡音,如子与宰叶之类,则乃拘于方土,不足深论,止作文字观,犹胜依样画葫芦,而类书填满者也。义仍自云:‘殆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佳处在此,病处亦在此。’彼未尝不自知,只以才足以逞而律实未谙,不耐检核,悍然为之,不免护短。况江西弋阳土曲,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故总不必合调,而终不悟矣。而一时改手,又未免有小巨木,规圆方竹之意,宜乎不足以服其心也。如道‘画不了的愁眉待张敞’,改为‘留着双眉待张敞’之类。”而汤显祖也有一封《答凌初成》的信,其中一段称赞凌的戏曲创作说:“缓隐浓淡,大合家门。至于才情,烂熳陆丽,叹时道占,可笑可悲,定时名手。”由以上二处记载来看,似乎二人之交谊与晤谈的主要内容都与戏曲创作有关,不过关系大概并不十分密切。

另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凌濛初还和其他一些人有交往,惜乎资料过少过碎,不足以勾勒出概貌来,故不再一一提及。而从其所与交往的人来看,多为在文学思想方面持较进步观点者,故可想到其名著“二拍”中表现出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文艺观点,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前面说过,凌濛初出生在世代书香家庭。从《墓志铭》可知,至少自高祖凌震起,就代有著述。凌震“有《练溪集》行于世”。祖父凌约言“有《凤笙阁简抄》、《椒沔集》行于世”。父亲凌迪加中年弃官归里后,以著述自娱,“所著有《名公翰藻》、《名世类苑》、《万姓统谱》等书行于世”。而且凌家还是湖州著名刻书家,曾刊行过朱墨套板的精印书籍。

可以想象得出,凌濛初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里,有幸从小得到良好的教育,并从父祖辈那儿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难怪他虽然把许多时间放在读书应举上,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著述。目前所知的计有:诗文集《鸡斋讲诗文》、《国门集》,散曲集《南音三籁》、《燕筑讴》,杂剧《识英雄红拂莽择配》、《虬髯翁正本扶余国》、《宋公明闹元宵》、《颠倒姻缘》、《蓦忽姻缘》、《穴地报仇》、《祢正平》、《刘伯伦》、《桃花庄》,传奇《乔合衫襟记》、《雪荷记》、《合剑记》,曲论《谭曲杂札》,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即“二拍”),学术著作《圣门传诗嫡冢》、《孔门两弟子言诗翼》、《诗逆》、《诗经人物考》、《左传合鲭》、《后汉书纂评》、《国策纂评》、《十六国春秋删正》、《宋史补逸》、《苏黄尺牍》、《倪思史汉异同补评》、《赢滕三札》、《荡栉后录》、《乙编蠹诞》、《惑溺供》;他还是一个评选家,经手选编并加评注的作品计有《选赋》、《东坡禅喜集》、《合评诗选》、《陶韦合集》。这些著述没有全部保存下来。而其所有著述中,最有价值也最为后人所熟悉的,便是拟话本小说集“二拍”。

《初刻拍案惊奇》作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刊行于翌年。原称《拍案惊奇》,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刻拍案惊奇》问世后,再版前书时才改称《初刻拍案惊奇》。“二拍”最早的版本为尚友堂本;入清后虽屡被禁止,但还是风行不绝,出现了覆尚友堂本、消闲居本、松鹤斋本、聚锦堂本、万元楼本、飞堂本、文秀堂本、同文堂本、同人堂本等,其中消闲居本的“初刻”又分为三十六卷本、十八卷巾箱本和二十三回巾箱本三种,故清刊本实有11种版本;民国年间又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及中央书店、新文化书社的翻印本;解放后很长时期里则仅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王古鲁校注本一种。近年虽然全国多家出版社都重印了此书,但大都是以王本为底本重排,从版本研究角度来看,值得重视的只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章培恒整理铅印、影印本。

原来,《拍案惊奇》尚友堂原刊本在我国早已亡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以为它已不复存在。直到1941年我国学者王古鲁访书东瀛,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发现日光轮王寺的慈眼堂法库中尚藏有一部尚友堂原刊本,这是名符其实的天下孤本。可惜当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将全书摄回。直到前几年章培恒教授借赴日讲学之机,才得携回全书胶片,同时还将现藏于广岛大学的另一部三十九回的尚友堂原刊重印本也完整地复印回来,嗣用铅印、影印二种形式出版。至此,我国广大读者和学术工作者才有幸在经过三百多年后重见完整的《初刻拍案惊奇》,同时也才得以知道,尚友堂本原来还有四十回本(初刊)与三十九回本(重印)的区别。

那么,凌濛初为什么要创作“二拍”呢?如上所说,初、二刻之写作,都在凌濛初科场连战皆北,又不甘于寂寞,于是转而走谒选之路,但也长期未能得官之时。当时他已是50岁前后,闲极无聊,既苦恼又愤懑。正如他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将自己的创作动机和盘托出的那样:“丁卯(按即天启七年)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徊白门,偶戏取古今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可见,他之创作“二拍”,主要是因无法进入仕途施展其治国平天下之才能,故而托之稗官。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对当时小说创作中某些倾向的不满。他在《拍案惊奇·序》中指出:“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得罪名教,莫此为甚。有识者为世道忧,列诸厉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日陋习。”他正是要用自己的创作行动来排斥、抵制“一二轻薄”的“得罪名教”之作。所以他在“初刻”的序文、凡例和“二刻”的小引中一再明确表示:“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俗,损元气。”“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是编止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正由于凌濛初生活在明中后期,由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思想倾向以及对小说创作的认识等方面,都明显存在互相矛盾之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二拍”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描写方面,都是玉石杂陈,瑕瑜互见。

例如他对人民(主体是农民)武装反抗官府的行动所持态度,在小说中就自相矛盾,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和《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

在前一篇的“入话”里,叙完侯元不听神君劝诫,聚兵造反终至被杀一事后,说道:“可见悖叛之事,天道所诫。若是得了道术,辅佐朝廷,如张留侯、陆信州之类,自然建功立业,传名后世。若是萌了私意,打点起兵谋反,不曾见有妖术成功的。从来张角、征侧、征贰、孙恩、卢循等,非不也是天赐的兵书法术,毕竟败亡。所以《平妖传》上也说道‘白猿洞天书后边深戒着谋反’的话。”正文记述明初发生在山东以唐赛儿为首的农民起义时,把这位义军女领袖刻画成淫荡女人,把义军描写成打家动舍的一伙乌合之众。不但极力丑诋,而且让这些人一个个都不得好死。文章表现出来的对义军的攻击、仇视态度,与凌濛初后来在徐州通判任上与农民武装力量为敌,顽固抗拒,最后甘为明王朝殉葬的表现是一致的。

但是,在《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的前一个故事中,虽然写强盗打劫过往客商,却借了这些人之口说道:“我等誓不伤人性命。”而且王生二次被劫后向强盗首领诉说苦情,“那强人中一个长大的说道:‘果然如此,还他些做盘缠。’就把一个小包裹撩将过来。”第三次被劫后,王生感到走投无路,想要轻生,这时文章写道:“那大王是个有义气的,觉得可怜他,便道:‘我也不杀你,银子也还你不成,我有道理。’”于是把劫来的一批苧麻给了王生,助他发了财。作者最后议论说:“这个虽(然)是王生之福,却是难得这大王一点慈心。可见强盗中未尝没有好人。”

在后一个故事里,作者更塑造了一个知恩仗义的“强盗”首领乌将军形象。故事写陈大郎无意中请人吃了一顿饭,过后连他自己都忘了。可是受惠者乌将军却念念不忘,“一饭必酬”。陈大郎不仅靠其力量保存了妻子等,而且“遂做了吴中巨富之家,乃一饭之报也。”作者最后还借“后人”之口盛赞道:“胯下曾酬一饭金,谁知剧盗有情深!世间每说奇男子,何必儒林胜绿林?”

也就在这篇文章里,不但公开称赞绿林“强盗”,而且还把他们与官吏作比较,褒前者而斥后者。一开始的定场诗中写道:“每讶衣冠多盗贼,谁知盗贼有英豪?试观当日及时雨,千古流传义气高。”极力称颂象《水浒传》上的及时雨宋江这样的“英豪”。接下来又借题发挥:“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二字,做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倒不如《水浒传》上说的人,每每自称好汉英雄,偏要在绿林中挣气,做出世人难到的事出来。盖为这绿林中,也有一贫无奈,借此栖身的;也有为义气上杀了人,借此躲难的;也有朝廷不用,沦落江湖,因而结聚的。虽然只是歹人多,其间仗义疏财的,倒也尽有。”

同样,对于官吏的态度,小说的描写也是矛盾的。上引《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开头那段话,在称扬绿林中人的同时,又破口大骂那些贪官污吏。这类文字在“二拍”中并非绝无仅有。如在《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就借女侠十一娘之口,对贪官污吏也大加挞伐:“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民的;世间有做上司官,张大威权,专好谄奉,反害正直的;世间有做将帅,只剥军饷,不勤武事,败坏封疆的;世间有做宰相,树置心腹,专害异己,使贤奸倒置的;世间有做试官,私通关节,贿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侥幸,才士屈抑的: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

在这地方及其它一些篇章的具体描写中,都清楚可见凌濛初对晚明腐败吏治的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但是我们在“二拍”里却发现,在具体的描写中,一些官吏又都往往是精明能干,怜才爱民的廉正好官了。如《西山观设篆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写开封府“那府尹是个极廉明聪察的人”,“那府尹威令素严,公人怎敢有违?”经过这位精明干练的府尹的明察暗访,终于使一件复杂难明的官司水落石出,公正了结。类似本文所写开封府尹这样的官吏形象,在“二拍”中还可以举出好几个,虽然塑造得并不饱满生动,但却漏泄了凌濛初心中的隐秘:在理智方面,他看到了晚明政治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但在感情上却不愿意承认,并有意无意地在粉饰黑暗。

但是,总的说来,“二拍”中占主导的思想倾向,无疑是进步的,在当时是新兴的思潮。

例如,关于商业活动的描写就占相当分量,而且都出以肯定、赞扬的态度。《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的前一个故事中,杨氏对侄子王生说道:“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而王生也高兴地回答:“这个正是我们本等。”毫无鄙薄之意,说明经商为人生正道的观念在当时已是十分深入人心的了。而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中更是一再说道:“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这里不但正面肯定经商,而且对“商人重利”这个过去一直为社会舆论所不齿的行为给予明确肯定,还把经商放在科第前面,与历来的所谓“士农工商”的观念正好相反。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凌濛初对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肯定态度。

“二拍”还在许多地方描写了经商的艰辛劳顿与风险,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商人的同情。这种艰辛和风险,首先是由于经商的一大特点是与市场行情涨落息息相关,一旦判断失误,就要失利亏本,甚至于倾家荡产。《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写文若虚做生意“百做百不着”。置扇子进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待有生意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原来扇子受潮全粘在一起揭不开了。“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其次是由于长途贩运,特别是海上经商,更是充满了酸辛,既有天灾,还时时有人祸。即如上述写文若虚后来随人到海外经商,归途遇风,虽然幸得不死,却被吹到一个荒岛,他“四望漫漫,身如一叶,不觉凄凉掉下泪来”。“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中”,却身处“绝岛中间,未到实地,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里,王生头一次出门经商,“到了黄天荡内,忽然起一阵怪风,满江白浪掀天,不知把船打到一个甚么去处”。后来虽然没遭灭顶之灾,却遇上强盗,“只把船中所有金银货物,尽数掳过去”,连回家的盘缠都是就近打亲戚借的。第二次、第三次出门经商同样遭劫,逼得王生“只求一死”。这些地方都很清楚地反映了经商的生涯,“到处潜悲辛”,充满风险。而从这些描写中我们明显可见作者对商人的同情。

在“二拍”里出现的商人,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都是正面形象。还举《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一文为例:文中塑造的诸多商人形象都是正面的,作者在行文中也都明确加以肯定和赞扬。如对张大是这样介绍的:“元来这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当文若虚向他表示愿附船到海外逛一趟时,张大不但痛快地答应了,而且主动表示要去找大家商量,“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办些东西去也好。”后来尽管别人都不肯掏腰包,可张大还是和两个要好的助了些。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对这位海客的豪爽热心、疏财仗义的品质是很称赞的。在《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里,对徽商程元玉先是介绍他“禀性简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成”,又具体写他在饭店里当大家伙都在对一个漂亮妇女“颠头耸脑,看他说他,胡猜乱语”的时候,“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而当这妇女说自己没钱付饭费时,程元玉不但不附和其他人一起说风凉话起哄,而且在店主发作,伙计将那妇女“一把扯住不放”时,挺身而出,代偿饭钱。当那妇女问他姓名,表示要加倍奉还时,他又说:“些些小事,何足挂齿?还也不消还得,姓名也不消问得。”把一个慷慨尚义的忠厚长者形象展现在读者眼前。这还不够,又特地在后面再通过女侠之口说自己“适间在饭店中,见公修雅,不象他人轻薄,故此相敬”,称赞他“颇有义气”。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商人的好感和称赞。无独有偶,在《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的“得胜头回”里,凌濛初又塑造了另一个慷慨急难的徽商形象。他无意中看见一妇女抱了孩子投水,便“一把扯住”;当得知不过起因于欠了二两官钱一时无法偿还时,便说道:“能得多少?坏此三条性命!我下处不远,快随我来,我舍银二两,与你还官罢。”果然白送了银钱,而且还是“足纹”的。后来又写他如何“煞是有正经”,解除那女人丈夫的疑心,结果免了他们夫妇间可能发生的新悲剧,而且自己也因此躲过一场大灾难。最后又总结说:“只此一件,可见商人二两银子,救了母子两命,到底因他来谢,脱了墙压之厄,仍旧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此乃上天巧于报德处。”所有这些描写,都给读者一个清晰深刻的印象:商人决非如一般舆论所说的“利欲熏心”,“为富不仁”,倒毋宁说恰恰相反。

作者对商人形象的肯定描写,尤其突出表现在以发迹变泰为主题的作品中。

众所周知,在以往众多的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里,发迹变泰的主角主要是属于统治阶层中的人,多写的是发迹后成为文臣武将乃至帝王,表现的是政治方面的“贵”。而只是当市民阶层开始迅速崛起之后,文学作品中才开始有商人在这类主题的故事中崭露头角,这可由冯梦龙所辑著之“三言”的某些篇章看出。然而,写得更明白显豁、更集中的还得数“二拍”,《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便是突出例证。故事里的程宰,并无什么善行美德,而且和其兄经商都“做折了本钱”,有家归不得,抛妻别子,流落异乡为人管账,“勉强度日”。就是这样一个商界失败者,却被海神看中,主动来与他夜夜欢聚,“无欲不遂,如此受用”。后来又在海神指点下,人弃我取,贱买贵卖,“四五年间,展转弄了五七万两,比昔年所折的,倒多了几十倍了”。不但如此,他还在归家途中三次遇难时,都得海神显灵救厄,化险为夷。正如文末诗中所说:“流落边关一俗商,却逢神眷不寻常。”

此外如《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里的王生,刚开始出去经商,便连续遭劫,本钱全无,逼得几乎要自杀。却在无意中得到一笔不算小的横财。而且“自此以后,出去营运,遭遭顺利。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而《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里的文若虚,原先做生意“百做百不着”,被人称为“倒运汉”。但在百无聊赖时偶然动了念头与人出海走走,结果先是用随带上船自吃的桔子换得千来个银钱,算是发了一笔小财;继而又因遇风刮到一处荒岛,却因祸得福,捡得一个破鼍壳,得以发迹。从此“做了闽中一个富商,就在那边娶了妻小,立起家业。……至今子孙繁衍,家道殷富不绝”。

以上三个变泰发迹故事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穷困潦倒的商人。而且他们之落泊都是因经商失败,而其致富也都由种种形式的商业活动。最后,他们变泰发迹的内容就是求富,至于政治地位问题,他们并不怎么追求。从“二拍”所写变泰发迹的主角集中于商人一类,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阶层中人的“厚爱”。

“二拍”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出来的另一引人注目的新的进步因素,是关于男女情欲以及对妇女贞节的新看法。

作者对男女情欲是持肯定的态度,尤其是在实际的的描写中对妇女这方面的需求和欲望,也是给以承认与首肯的。比如在《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里,对年轻尼姑静观的描写是:“长得仪容绝世,且是性格幽闲。”其他尼姑与男人偷情,“他只淡淡相看,分毫不放在心上”。但是并非她没有这方面的愿望和要求,而是不肯这么下作。有一次见到逸致翩翩的闻人生时,就不但“注目而视,看得仔细”,并且想道:“人生一世,但得恁地一个,便把终身许他,岂不是一对好姻缘?”而且不但怀春,还付之行动。当女扮男装在船上与闻某邂逅时,晚间二人同睡,她“悄悄坐起来,伸出手只把他(闻人生)身上摸着”。闻知觉后,她不但痛快道破自己的真实身分,而且二人“得谐鱼水”。后来她又积极出谋画策,使自己与闻人生平安脱离庵堂是非肮脏地。闻乡、会连捷,奉旨完婚,静观终于由佛门缁流成了身着凤冠霞帔的恭人。这就是说,他们得到了十分美好的结局。由此足可证明作者对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所作所为是赞许的。尤其是,作者在行文中还有这样的描写:闻人生姑妈得知侄子想把静观放在自己这儿时,不但一口应允,并对侄子说:“我自叫个丫环伏侍,你亦可以长来相处。”后来真的容留他们二人在家中同宿,而且毫无鄙视、谴责之意。初见静观时,就“心里也十分喜欢”,说什么:“怪道我家侄儿看上了你!”又对着侄子称赞静观:“我看此女德性温淑,堪为你配。”明知这一对青年男女婚前即同居,还如此称赞,甚而主动容留他们在自己家中同居,凡此种种,都在在可证作者对于男女情欲是肯定的,视之为人之常情。便是对翠浮庵其他尼姑乃至那个守寡安人,虽不无贬责之词,但对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情欲,也并不破口大骂,甚至可说是隐隐流露出了一丝同情,这点只要细读有关章节便可看到。象这样的描写,在“二拍”中并非绝无仅有,可在此前或同时的文字作品中则是没有的。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由于作者对男女大欲是肯定的,所以在表现传统的爱情主题时,其笔触也与以往有别,不停留在一般地肯定、称赞男女的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上。如《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中,张幼谦与罗惜惜自幼同窗,“私下密自相认,罚誓必同心到老”。到得情窦渐开之后,甚至竟学做夫妻要做之事。后来虽因罗惜惜辍学而一度中断往来,但二人仍相约同心,并在外力帮助下,宵来夜往,多次偷期缱绻,结成秘密夫妻。虽然事发经受了一些惊吓和曲折,但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张幼谦并科举高中,“仕至别驾,夫妻偕老而终”。在结尾诗中作者称赞说:“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象这种把“情”和“欲”结合在一起,在描写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时,都以肯定、认可的笔调写出,也是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

不但对诸如张幼谦与罗惜惜、闻人生与静观尼这样的青年男女无微词,而且对有夫之妇,也同情、肯定其追求真正的爱情和美满婚姻。《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一篇是其明证。陆蕙娘被丈夫逼着干诈骗他人钱财的勾当,“几次劝取丈夫,他只不听”。于是下决心琵琶别抱,“愿将此身许他,随他私奔了吧”。后来经过仔细观察和慎重考虑,认定应试举子沈灿若“态度非凡,抑且志诚软款,心实欢羡”。于是将内情和盘托出,表示“愿以微躯托之官人。”最后终于争得美满姻缘,“平白地做了知县夫人”,“生下一子,后亦登第。至今其族繁盛”。从人物的美好结局,让我们看出作者对她持的是肯定态度。这还不够,文章末尾的诗中还盛赞说:“女侠堪夸陆蕙娘,能从萍水识檀郎。巧机反借机来用,毕竟强中手更强。”评价不可谓不高。

在“二拍”对妇女的描写中,还可清楚看到,凌濛初对妇女贞节问题的看法,和南宋以来的道学先生们所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不相同。所以有夫之妇如陆蕙娘毅然抛弃不成器的前夫,自择佳偶再嫁,作者不但无责备之词,反而许为“女侠”。又如《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的巫娘子被骗失身之后,其夫并不责难嫌弃,而是共同设计“既得报了仇恨,亦且全了声名”。后来“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定,越相敬重”。显然,作者丝毫不认为巫娘子失身就是“失节”。即使是象《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里的姚滴珠,被骗再嫁为人外宅之妾,后来其夫坚持要认领回去,“仍旧完聚”,作者在行文中同样没有“失节”、“不贞”之类的责难之词,而是写了夫妻终于完聚。

所有这类描写,都清楚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并不拘定妇女要“从一而终”,一旦失身,则不问是非曲直,唯一的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种迂腐的“贞节”观。他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充分反映了作者在妇女问题上的进步思想。

“二拍”中反映的新思想倾向当然不止以上所述,但以上述为最突出最重要。其它的,相信今天的读者自能做出公允全面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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